这一年，农场里的知青已经走了很多，有参军的，有上学的，也有招工回家的。林锡琦在农场已经待了8年了，她不想参军，也不想进工厂，最想的就是有机会能上大学。

日子慢慢熬，希望也以一种巧合的方式再次降临。

这一年的推荐上大学，先是班排推荐，然后是连队推荐，农场组织了相对严格的考试。

只要能考试，就有希望。林锡琦是拼了命备考的。能否离开农场，圆了大学梦，全靠这场考试了。

考试结束以后，团政治部一个知青出身的副主任对林锡琦说，“如果没有考试，你可能就比较吃亏。团里有一些本地干部的孩子也大了，到了上学的年龄了……”

听她一讲，林锡琦心里有了把握，“只要考试成绩比他们好，我就能上大学。”

好在林锡琦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考试成绩名列前茅。这次连队没有再跟上次一样，鼓动“干部应该带头留下来”，毕竟能留下来的知青是少数，绝大多数返城的知青让大家认清了一个共识，那便是知青肯定是要返城的。

安徽定远县来的上海知青陈晓东，既激动又有点失望。

激动的是终于有大学上了，失望的是并非心中念念许久的学校。

这个上海向明中学的初中毕业生，1969年起在黑龙江插队4年，后来转到安徽。1976年，她已经是大队副书记了。

她从小读书好，在农村的时候，很多次招工没有走，就是非常想读书。

因为母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，她非常希望能学医。

1977年，公社里已经定下来她到上海二医大去读书。录取通知书到了县里时，她还在大队里忙碌，同宿舍的合肥知青帮她拿了回来，一看却是复旦的。

明明报的是医学，公社敲定的也是上海二医大，怎么偏偏是复旦大学。命运就这样给她开了个玩笑。

25岁的庄昌泰是个有着8年工龄老工人，厂里决定他可以带着每月43元的工资去上学。在上海自行车四厂，他从学徒做到车间生产组长、理论小组的副组长、厂团总支委员、基干民兵排的排长、写作组骨干。

他最红的时候，厂里公开写了表扬信：号召全厂青年学习庄昌泰的精神。这个1000多人的中型工厂，从1966年到1976年，符合入学条件的青年多达四五百个，但十年中上大学的，只有他一个。

庄昌泰除了高兴就是自豪。他觉得这几年虽然很辛苦，但路途总算是顺畅的。

1月末的一天，林锡琦终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第二天还没有亮，林锡琦就上了团部的车，踏上了求学之路。汽车驶过空荡荡的农场，林锡琦忽然觉得心里也空了起来，回头望望黑蒙蒙的天和地，不由得一阵惆怅，“大好的青春都留在这里了！”

1969年3月，春暖花开的日子，16岁的林锡琦和她满怀革命激情的同学们，从江南小城的省重点中学，来到这个荒凉的苏北平原。

从大城市到农村，这一批充满青春的学子们总在憧憬着那里是多么地美丽，如同大草原一样美。

一到农场，林锡琦就觉得心里慌了起来。看惯了江南青山绿水的她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平原，除了麦子的点点绿意，旷野里似乎没有多少生命的气息。

所谓连队，就是田野中散布着的一些土坯房。所谓农场，解放前不过是一片芦苇荡，后来劳改犯来到这里，才有了人烟。

这不免林锡琦等人心里很不是滋味。